第三只耳朵

试想这样一个世界：

科技达到极高水平，物质财富极其丰富，社会高度稳定。俗世的欲望一经产生就立刻能得到满足。毒品随时可以得到，性生活没有限制，不需要受苦受难。每个人热爱自己的工作，爱好非干不可的劳动。一个“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”的社会。

——赫胥黎塑造的“美丽新世界”。

是不是听上去非常美妙？如果要给“极乐”下个定义，那它的定义就应该是“美丽新世界”。

但这样的社会是要有基础支撑的。

稳定的保障是人工生殖和种姓制度。阶级划分从受精卵开始，在出生前就已经完成。高种姓的阿尔法、贝塔是“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”，低种姓的伽马、德尔塔、伊普西龙被大量分裂繁殖。经过波坎诺夫斯基程序的卵子会萌蘖、增生、分裂，恒等多生下至多生成九十六个人，九十六个完全相同的人。

胚胎阶段进行命运设置，出生后实施潜意识教育。比如，如果胚胎是预定要移民到赤道做工人，就会培养他们喜爱炎热。通过条件反射让低种姓远离书籍和取消对自然的爱；在睡眠教育中让每个种姓都相信自己的阶级是最好的，为自己是个阿尔法、贝塔或伊普西龙高兴。

秘诀是反复，因为“道德教育是不能诉诸理智的”——“六万两千四百次的重复便造就了一个真理”。

而目标是：通过条件设置让每个人都喜欢他们无法逃避的社会命运。“幸福与德行的诀窍是爱好你非干不可的事”。

婚姻和家庭被消灭，“不能生育，保证不能生育”。

为了稳定，还要消灭人的激动的感情。“感情在欲望与满足的间歇里隐藏”，间歇要缩短，所以一切欲望都给予满足。

如果还是感受痛苦，那么“唆麻”是最温柔的镇定剂。“只需吞下爱一小片，十种烦恼都不见”，度个唆麻假日，醒来后就安于现状了，就幸福了。

世界国的格言是：社会、本分、稳定。为了稳定，处于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要本分。要相信生活的目的是维护福利，除此之外一切都被消灭。

不需要历史，不需要思考，人人只需要享乐，社会只需要最平衡的稳定。

娱乐是纯感官的放纵。“人人彼此相属”，每个人都可以从他人身上获得愉悦，人际关系被异化成了一种物化关系。

潜意识教育让每个人坚信要做社会集体的一部分，人人属于社会，不由自己做主。自我意识在萌发之前就被扼杀。

由此，一个“美丽新世界”便形成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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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样作为反乌托邦小说，同样描绘极权统治下的社会，与奥威尔的《一九八四》不同的是，《美丽新世界》的延续不需要政治独裁的强制，“享乐状态”本身就可以奴役人们。正如波兹曼在《娱乐至死》中写道：“在《一九八四》中，人们受制于痛苦，而在《美丽新世界》中，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。”

我们还应该发现，“美丽新世界”的稳定是社会自发运作保持的，而不是强权者对社会有意志的掌控。或许在最初建造美丽新世界时，有强权意志的存在，有大屠杀和高压政策。但在逐渐更新换代之后，社会的精英阶层（阿尔法加）也是这种社会运作的产物。所产生的可怕后果是，这样自我运行的高度稳定的社会，几乎不可能从内部崩溃。人性不是被压抑，而是被消除了。反抗社会就是在反抗自己。而且，人有什么理由拒绝舒服呢？

因为孵化中心的偶然失误诞生的“异端”，因孤独而生成个人意识，但最终结果是被放逐到孤岛，并不对社会产生多少威胁。而偶然从外部闯入的有精神追求和信仰的“野人”，也在美丽新世界中信仰崩塌，最终选择自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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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书中的设定，美丽新世界形成之前是毁灭性的“九年战争”。那场战争改变了“真善美”的论调，科学变成控制的手段。为了安定的生活什么都可以放弃，比如自由，幸福取而代之变成首要之义。

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“宗教大法官”一章，深入讨论过“自由”的话题。宗教大法官说自由是软弱和微不足道的，大多数人会为了面包舍弃自由，一个饥肠辘辘的人不会因为自由而放弃扑到面包上的机会。自由不但没有用处，还是混乱与纷争的根源，唯有权威与利剑能带来安宁、富足与幸福。

权威会以人的幸福的名义反对自由。这样的前提是“幸福高于自由”。但首先应该定义的是：什么是幸福？

网络上最近流行一个讽刺段子——问：你要自由做什么？有的人说这个问题“既蠢又坏”，就像是问“你要生命做什么”一样，因为“自由”本来就是我的。

话虽然糙，但是非常有道理。自由是本身就存在于人身上的属性，既不能人为赋予，也不能人为剥夺。自由只会被压制、被蔑视。

“美丽新世界”中的人的不一样之处是，自由不再是一种存在方式。命运是被敲定的，也不可能依靠知识偏离设定的命运，从出生到死亡全程被规划。这样的“人”已经不是我们理解的“人”了，只不过是社会大机器的一个稳定的部件。“九十六个完全相同的人”——九十六个完全相同的部件。

从这个角度来说，《一九八四》是光明的。因为在1984，自由是被压制；而在“美丽新世界”，自由则被彻底取消。

“未来已被命运封闭，愿望已被锁进了必然”，人们感知到的幸福只不过是欲求的满足。这样的幸福不是人们选择的，也不是被定义的，而是用来将人固定在位置上的控制的手段。它是被迫的幸福，因而是虚假的幸福。所产生的推论是，人类也因此丧失未来与希望。

幸福不能与“精神”分开。“美丽新世界”抛却了自由，结果必然是丧失幸福的能力。每个人自认为处在的幸福状态，不过是过分稳定带来的假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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赫胥黎并不反对功利主义，相反他有“高级的功利主义”的理想。他在《美丽新世界》的前言写道：“如果我现在要重写这本书，我会给野人第三种选择。在乌托邦和原始生活的两难之间，会有一个心智清明的可能性———这种可能性在书中已经实现到某个程度了，那就是被美丽新世界放逐出来或逃出来的人，在保留区的边缘组成的社区。”他认为追求的“最大快乐”应该“从属于终极目的”——从下意识地追求终极的知识中体会快乐。“在生活的每一次偶发事件面前需要提出而且回答的问题是：‘这种思想或行为对于我——或尽可能多的人——追求人类的终极目标能作出什么贡献？产生什么干扰？’”

《美丽新世界》讨论的，不是“权利与善的关系”问题，也不是罗尔斯后来的正义原则和平等问题，也不是对科学技术警惕的问题。“真正革命性的革命不应该是在外部世界进行，而应该在人类的灵魂和肉体上进行”。赫胥黎只是提出了他对人类的前景和精神世界的担忧。背离平等的种姓制度、集权的政治体制、高度发展的社会，都让这一担忧更加现实深刻。

在书中，野人说：“我不需要舒服。我需要上帝，需要诗，需要真正的危险，需要自由，需要善，需要罪恶。”总统回答：“实际上你要求的是受苦受难的权利。你还没有说要求衰老、丑陋和阳痿的权利；要求害梅毒和癌症的权利；要求食物匮乏的权利、讨人厌烦的权利；要求总是战战兢兢、害怕明天会发生些什么的权利……”

那么，我们有勇气抛下诱惑，去要求从必然关系中突破出来的人的自由吗？


赫胥黎自己说过：“你的1984终将过去，我的美丽新世界总会到来。”因为美丽新世界更加真实。我们无法断言一九八四已经过去，但美丽新世界确实正在降临。

身处美丽新世界的人不会恐惧美丽新世界，真正恐惧的人，是观望美丽新世界的我们。


参考：
[1]赫胥黎《美妙的新世界》，孙法理译，译林出版社
[2]黄裕生《拒绝基督再临的理由———论自由与幸福的虚假对立》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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