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残忍的春天终于要过去了——有关诗人之死


残忍的四月

英国诗人艾略特在《荒原》开篇写着:

 

“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,荒地上

长着丁香,把回忆和欲望

掺合在一起,又让春雨

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。

冬天使我们温暖,大地

给助人遗忘的雪覆盖着,又叫

枯干的球根提供少许生命。”

 

四月,或者说春天,是残忍的。因为“回忆”是曾经消亡的痛苦,漫长的冬天将痛苦暂时埋藏;到了春天,“欲望”催促迟钝的根芽,出生、成长,又经历一个轮回,再次走向死亡。虽生犹死,循环往复。如果不再以接替的角度看待四季,而“将时间并置”,那就“否定了真正的变化或者发展, 因此也就排斥了新生。”

 

你可以说这是艾略特的悲剧哲学。弗洛伊德称之为“死亡本能”,海德格尔称之为“向死而生”,同艾略特一样,也是一战的创伤阴影下的产物,模糊生与死的界限,将一切生命的终极目标都归属于死亡。

 

《荒原》的题辞可以看成长诗内核的浓缩——

 

“是的,我亲眼看见古米的西比尔吊在一个笼子里。当孩子们问她,‘西比尔,你想要什么’的时候,她回答说,‘我想死’。”

 

希腊神话中,阿波罗爱上了西比尔,施予她预言的能力;而且只要多少年她的手中有尘土,她就能活多少年。然而她忘了问阿波罗要永恒的青春,所以日渐憔悴,最后几乎缩成了空壳,却依然求死不得。


既未活着,也未死去;虽然活着,犹似死去;还未活着,已经死去。这看似矛盾,但在特定语境下是可解的。

 

当然,这篇文章并不是要介绍艾略特和他的伟大作品。长诗《荒原》的第一部分,即为“死者的葬礼”。死者的葬礼,在春天。就像四月,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。

 

 

万物生长,诗人死亡

一过惊蛰,我对朋友说,好多作家死在三月。想了想,又补充道,还有四月。

 

四月是残忍的季节,她带走了纪伯伦、培根、马雅可夫斯基,萨特、马尔克斯、拜伦,马克·吐温、莎士比亚、笛福、塞万提斯,还有川端康成、渡边淳一和王小波……

 

李银河在回忆起王小波时,曾经提到过艾略特的《荒原》。她说,“过去读过,只是觉得奇怪:诗人要表达的是什么呢?为什么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?为什么不是七月?为什么不是十二月?听上去这并不是一个理性的判断。”而在王小波去世后,这个诗句才“骤然炸响在我耳边,使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惊和诡秘。”

 

诗的魅力之一即在于同感。

 

于我而言,若是要给“感到春天是残忍的”这个命题一个解释,我只能说提出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原因——“因为海子死在春天”。

 

海子的好友、作家苇岸写过:“春天,万物生长,诗人死亡。”

 

海子已经不仅是“海子”。他是中国二十世纪末诗坛的一个标志。西川在海子死后不久就预测说:“诗人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化之一。”有人说他是“殉诗”,有人说他“灵的锐不堪肉的钝”。

 

他在死前留下了那首《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》,绝笔却是另外一首——《春天,十个海子》。

 

春天,十个海子全都复活

在光明的景色中

嘲笑这一野蛮而悲伤的海子

你这么长久地沉睡到底是为了什么?

 

春天,十个海子低低地怒吼

围着你和我跳舞、唱歌

扯乱你的黑头发,骑上你飞奔而去,尘土飞扬

你被劈开的疼痛在大地弥漫

 

在春天,野蛮而复仇的海子

就剩这一个,最后一个

这是黑夜的儿子,沉浸于冬天,倾心死亡

不能自拔,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

 

那里的谷物高高堆起,遮住了窗子

它们一半而于一家六口人的嘴,吃和胃

一半用于农业,他们自己繁殖

大风从东吹到西,从北刮到南,无视黑夜和黎明

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

 

 

十二天后,海子在山海关卧轨。似乎对他来说,死亡等于救赎。生与死的关系是同一的,自觉走向死亡,意味着新生。于是在死亡的春天,“十个海子全都复活”。

 

 

诗人自杀的事件

这桩自杀事件讨论了近三十年,引起了90年代诗人自杀的高峰。诗人自杀现象成为一个研究的话题。因为人们似乎相信,诗人自杀带有某种“形而上”的意义。

 

最初写专文研究的是刘小枫,他的《拯救与逍遥》一书,以诗人自杀为切口,批判理性和虚无主义,质疑加缪的“担当荒诞”和萨特的“绝对自由”能否堪称一种信念。绪论“诗人自杀的意义”中说:“诗人自杀的事件是20世纪最令人震撼的内在事件。”“一般的自杀是对暧昧的世界感到绝望,诗人的自杀则起因于对自己的信念,也就是自己对世界所持的态度的绝望。”

 

相对的,有人坚持“形而下”的看法,认为诗人自杀和一般人自杀并没有什么不同。海子本身也经历了生活上的各种困难,也有性格缺陷。作为法大哲学教员的查海生(海子原名),和作为诗人的海子的自杀,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。“从海子自杀及其诗歌在中国诗坛被神化的过程,却反映了中国当下的文化人、甚至中国社会的一种精神病态。”(章启群)

 

而更多中庸立场的学者认为,诗人自杀兼具形而上的意义和形而下的原因。这似乎更可取。因为诸如叶赛宁、马雅可夫斯基、太宰治,他们的自杀都不该被单纯归结于内在事件。

 

川端康成说:“再没有比死更高的艺术了,死就是生。”海明威说:“人可以被毁灭,但不能被打败。”普拉斯说:“死,是一门艺术,所有的东西都如此,我要使之分外精彩。”读者更关注诗人自杀的内在意义,因为这与理想主义破灭相联系,人们在毁灭中体味出浪漫和崇高的审美意境。

 

诗是作品,诗人之死也是作品。践行死亡,超越死亡,以这样的方式反抗现实、追求不朽,是艺术恒久的主题。

 

海子说:“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。我不想成为一个抒情诗人,或一位戏剧诗人,甚至不想成为一名史诗诗人,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结合,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。”他曾在未名湖边散步中对同学季卫东(上海交大前法学院院长)吐露,他怀有创造“诗意的法理学”或者“法律的诗学”的抱负。

 

可惜他没能实践这个可能的未来。

 

他死后,“海子”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,在媒体的作用下被炒热,我不认为是坏事,或者说弊大于利。只希望公共话语不仅关注海子之死,也更加关注他的作品。通过作品本身体会生死同构。后来者在海子的诗里找到他那片荒原,又能通过海子触及到时代的荒原。

 

死亡的春天降落在时代的荒原上。诗人赋予世界以意义,世界赋予诗人之死以意义。

 

 

参考:

[1] 刘小枫《拯救与逍遥》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。

[2] 章启群《诗人自杀究竟有什么意义——评刘小枫先生的一个观点》,北京大学哲学系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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